穿警服的求助者和“怕你忍不住”的女书记，都在证明一件事
一大早起来，就看到网上已经在流传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在网上求助，大意是遭遇强拆，个人的生活受到极大破坏，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包括所在单位等多个领域的打击报复。
穿着警服向社会求助，这种事情对我这样一个曾在媒体一线干了十六七年的老记者来说并不是新鲜事。
2016年，我曾去河南写过一个故事，一群参与打黑的刑警遭遇“刑讯逼供”。在当地待了一个星期，见了其中三个警察，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们的故事。
其中两个长得五大三粗的老刑警，在我面前失声痛哭。
我分别称他们为王明、田涯、吴仁官，他们手里的人民警察证显示，他们当时都年过四十了。2010年，同为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的三人因办理一起涉黑案件时涉嫌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刘某、李某遭到另一群警察的调查。但是，他们坚称自己没有刑讯逼供刘某、李某，之所以受到调查是因为刘和李曾交代上级公安局一名高层与涉黑嫌疑人有染。
2011年1月，得知被立案调查，五名老刑警穿着警服去省公安厅反映情况。随后，又穿着便服去了北京。反映完情况，他们分头躲避。不久，躲在商丘市的吴仁官被抓获。
吴仁官被抓后，遭到同行的殴打和悬吊。为了证实吴仁官说的是否属实，我找到多名他的同事和上级。绝大多数接受我采访的警察明确表示，吴仁官受伤后，上级公安局通知县公安局将其接回，全局很多人包括他们都曾亲眼目睹他的伤情。他的直接领导向我表示，当时大环境不好，不敢替他们主持公道。
吴仁官被抓并挨打的时候，王明躲在外面，并被网上通缉。事发前，他已经五次立功受奖，被提拔为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躲藏数月后，他迫于各种压力 “投案自首”。在被自己的同行戴着手铐讯问时，他曾试图自杀证明自己的清白，额头，为此缝了十几针。
说起年近八旬的老母亲得知自己试图自杀后去上级公安局门前高喊着局长的名字求见时，他失声痛哭。
这里得说明一点，王明、田涯、吴仁官都是化名，是“亡命天涯无人管”的谐音，算是他们当初四处求助无门的一个写照。
两个四十多岁的老警察，当时在我面前失声痛哭，我只好停下手中的笔，给他们递上几张面巾纸，让他们拭去眼泪平复情绪，然后继续交谈。我当时想，即便不能把他们的遭遇公布出来，让他们倾述一番或许对他们也是一种帮助。因为他们告诉我，事发后五年多他们都不敢不愿谈论此事，王明还经常做噩梦。
他们说，最后都被迫承认了刑讯逼供刘某、李某，而目的是为了栽赃陷害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于是，刘某、李某交代的上级公安局高层与涉黑团伙有染就自然不能成立了。
最终，他们都被免去副大队长的职务，但继续当警察。2016年我去采访他们的时候，有的是普通警察，有的又重新被提拔起来了。
当时冒着风险写出这群警察的故事替他们鸣不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想提醒所有的警察：如果一个警察在办案时可以殴打一个普通的犯罪嫌疑人并不被追究并受到制裁，那么他自己也可能会受到殴打，并且殴打他的人也不会受到制裁。
如今，不仅仅是这些基层的警察，所有不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如果在位时大权在握可以胡作非为并不受监督，那将来他们自己也可能受到权力的侵害而侵害者不受监督。
最近江西万年县上坊乡的女乡党委书记李佩霞的父亲举报说自己的女儿被县委书记毛奇性侵，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虽然是不是性侵有待江西省纪委监委彻查，但乡党委书记在县委书记面前的那种“无法拒绝”“拒绝不了”让人印象深刻。
可别小看一个乡党委书记啊，大家还记得山西的女乡党委书记张卓吗？
2023年2月，太原男子闫某鹏实名举报，阳曲县凌井店乡党委书记张卓经常去高档酒店喝酒，但要求自己买单。。后来两人闹翻。闫某公布的录音显示，张卓扬言说：“你和我对着干，你觉得在乡镇谁能干过我？”
张卓没吹牛，在如今地方官场的大环境下，她作为乡党委书记，全乡确实没人能干得过她，但县委书记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因为如果乡镇党委书记们在普通民众面前可以如此嚣张跋扈无人能监督，那县委书记就可以在县域内99%的老百姓和同僚下属面前这么嚣张跋扈。
这些比影视剧还精彩的真实故事，还有我前不久写的湖北省利川市原政协主席郑凯喊冤的故事，都在证明一件事：权力失范，谁也逃不脱随时可能成为受害人的悲惨境地。
大家看到了，这些刑警副大队长也好女乡党委书记也罢，他们向自己人求助的路走不通，只好抛头露面站到镜头前向社会公开呼救，这才有一点点作用。由此可见，权力靠着内部监督、自己监督自己是很难有效的，只有让民众都参与进来，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监督权力，权力才会稍微收敛。
权力失范并失去有效监督，就如同失控的野兽，不分青红皂白、不论是非曲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毫无道理可讲，不仅普通民众难以幸免，官场上的绝大多数人也都逃不脱，随时可能成为被更大权力碾压吞噬的受害者。所以，我们呼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最终受益的不是没有权力的普通民众，而是所有人。
2024年7月29日